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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名出资人权利的保护——隐名出资人资格的认定
    CQLSW.NET   2018-02-13   信息来源:金茂法律评论   作者:刘利红
    核心提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之人。隐名出资人能否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能否向公司主张权利,取决于一个前提——是否被认定为公司的股东。所谓名正言顺,隐名出资人只有获得一个身份,只有为自己正名,才能使其权利得到很好的保护。

    导读

    “股东权的保护水平是检验一国公司法是否完善、成熟、公正的试金石。”而股东资格的认定又是股东权利得到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在实践中,由于身份不明确,导致隐名出资人的权利频频受限,因此只有明确了谁是公司的股东,才能对其权利进行更深层次的保护。按照通常的理解,股东是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实际出资,并将其姓名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公示性的文件中,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之人。隐名出资人能否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能否向公司主张权利,取决于一个前提——是否被认定为公司的股东。所谓名正言顺,隐名出资人只有获得一个身份,只有为自己正名,才能使其权利得到很好的保护。

    1目前在理论界,关于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争议很大,主要存在“形式说”、“实质说”和“区别说”三种学说。

    (一)实质说

    “实质说”将是否向公司出资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1]即只要隐名出资人向公司实际出资,并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就认定其为公司的股东。正如刘瑞复教授所说“股东就是公司资本的出资人,出资是股东身份取得的依据”。[2]该说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主张以当事人的内心意思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它认为隐名出资人出资的目的就是获得公司的股权和投资收益,隐名出资人有想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只是由于一些原因或限制阻碍了这一意思的表达,虽然隐名出资人没有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等公示性的文件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他与显名股东签订的协议、他出资的事实及他对公司亏损的责任承担等实质性的证据来推翻登记这一形式要件的效力。并且该说认为,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地位有重要的意义,它符合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利于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概括起来,实质说坚持以出资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原因如下:

    1、法无禁止即允许。我国法律法规并未禁止隐名出资人的存在,因此确认其股东资格,完全符合契约自由的精神。因为商行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以表示为特征的民事行为。因此只要双方之间的协议不违法,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就应当认定其股东身份。

    2、登记仅仅具有证权的效力,而不能创设权利。登记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的安全和便捷,但它并不能创设股东资格。登记这一形式要件所产生的推定力是可以被出资等实质性的证据推翻的。

    虽然实质说以出资做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维护了实质正义,秉承了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精神,但是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不符合商事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原则,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现代公司法创设了登记制度,就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的安全与效率。根据登记制度,第三人可以产生合理信赖,从而与公司进行交易合作,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坚持实质说,第三人在与公司合作时,就需要花时间去调查该主体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这无疑增加了交易的成本,与商法所追求的效率与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2、增加公司的负担。根据实质说,只要出资者向公司实际出资,就取得股东身份。那么在公司设立时,公司就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弄清楚每笔出资的真正来源,确定谁才是真正的股东,这大大增加了公司的负担。

    3、与有限公司的属性不符。众所周知,有限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发起人之所以能一起成立公司,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对彼此的信任。如果按照实质说,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身份,那么这势必会损害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并有可能造成股东之间的矛盾,从而不利于公司的经营。

    (二)形式说

    形式说以是否登记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簿等公示性的材料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即承认名义出资人的股东身份。[3].在形式说看来,第三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往往是通过查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文件来了解公司和股东的情况,要求其探究被登记于文件上股东的真实意思,费时费力。因此,形式说认为,只要显名股东被记载在公示性的文件中,就认可其股东身份,至于履行了出资义务的隐名出资人,不予认可。

    形式说坚持了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保护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交易的便捷和安全,但是其本身也存在固有的缺陷:

    1、如隐名出资人未经他人同意擅自使用其姓名进行出资,也即冒名股东,此时被冒名者虽然符合形式要件,但却完全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如果严格的遵守形式说,认定被冒名者为公司的股东,则会损害被冒名者的自由选择权。

    2、如隐名出资人是以虚构之人的名义进行出资,实际上自己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并亲自参与公司的经营,此种情况,按照形式说,将会导致股东主体的缺位,相应权利和义务无人承受。

    3、不利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形式说虽然可以很好的保护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但是如果严格遵守形式说,当隐名出资人利用显名股东的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或第三人利益时,此时依照形式说,隐名出资人不是公司的股东,因此自然不用对外直接承担法律责任,而由显名股东来承担。但是,如果显名股东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承担时,公司、债权人及第三人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护。

    (三)区别说

    区别说认为不能单纯的以是否出资或是否登记来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应该区别情况对待。它认为,隐名出资人的身份认定,应采取“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处理[4]。

    该说认为,在处理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时,即内部关系时,要遵循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优先考虑“实质说”;在处理隐名出资人和公司或第三人的关系,即外部关系时,要遵循商事的外观主义和公示公信原则,优先考虑“形式说”。

    目前,区别说在学界占据着主流地位,很多学者推崇,甚至我国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也予以采纳。但是,该说具有不唯一性的特征,容易导致逻辑的混乱。具体来说,其缺陷如下:

    1、区别说认为要分情况对待,这极易造成矛盾与逻辑的混乱。因为,要区别对待,有可能在这个案件中,隐名出资人被认定为股东,但在另一个案件中,由于涉及了第三人,而不被认定为股东。比如,显名股东乙在未经隐名出资人甲的同意下,擅自转让股权给丙,由于乙的行为侵害了甲的利益,遂起诉至法院。如果按照区别说,法院在审理乙与丙之间的股权转让时,由于属于外部法律关系,因此认定乙为股东;而在审理甲与乙之间的损害赔偿纠纷时,由于是内部关系,因此认定甲为股东。此时,在一个案件里,将会出现乙是股东又不是股东的自相矛盾的结论。

    2、采用区别说,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何为“内”何为“外”,对此,有学者将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内部关系,将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和公司、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外部关系;还有学者将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与其他股东、公司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内部关系,将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外部关系。因此,如果采用区别说,首先就必须对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进行一个界定。

    综上所述,关于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虽有实质说、形式说和区别说,但由于它们本身的缺陷,所以,我们不予采纳。但如何来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身份,我们需要在借鉴国外的做法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合适的认定标准。

    2国外关于隐名出资人资格的认定标准

    (一)英美法系

    和我国一样,隐名出资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也存在。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信托制度完善,因此对于隐名出资所引起的纠纷,一般可以通过信托制度来解决。英美法系国家对于隐名出资人身份的认定,规定的都较为简单,一般都是将股东名册作为认定标准。比如,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19条规定“股东,是指在公司记录中股票以其名义注册的人或者股票的受益所有人,后者的权利要以存档的指定人证书所记载的权利为准。”[5]又如,英国《公司法》第112条规定:“公司备忘录的认购人视为同意成为公司的成员,并且基于公司登记而成为一员,必须据此被记载于成员登记册。同意成为公司成员并且被记载于登记册的人为公司的成员。”[6]再比如,《澳大利亚公司法》第176条规定:“股东名册是股东资格的证明,相反证据的除外。”换言之“只有被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人才被视为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7]

    由上可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是“形式说”,即只要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就是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

    (二)大陆法系

    隐名出资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大量存在,但是关于它的相关规定,却少之又少。下面以三个典型国家为例,来了解大陆法系国家对隐名出资人的规定。

    1、德国

    德国的《公司法》中,根本就没有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概念。根据德国《公司法》的规定,“只有被记载于公司的登记簿上,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8]由此可知,对于隐名出资人的资格认定,德国也是坚持形式说。

    2、日本

    日本作为大陆法系一个重要的国家,在股东资格的认定上,也坚持形式说。日本《公司法》第124条规定:“股份公司可以指定一个日期,将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确认为可以行使权利的股东”[9]。换句话说,日本公司法将股东名册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

    关于隐名出资问题,《日本商法典》第201条规定:“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承担连带缴纳股款的责任。”除此以外,对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没有规定。而在日本理论界,关于该问题,学者都认为应区分内外部关系。在内部关系上,根据隐名代理制度来处理;在外部关系上,将记载于股东名册的名义出资人认定为股东。

    3、韩国

    在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上,韩国规定的不全面,仅对非协议型隐名出资进行了规定。韩国《商法》第322条规定:“没有假设人或他人的同意,以他人名义认购股份的人,在商法上负有认股人的责任,他拥有股东的全部权利。没有经过假设人或他人同意,以他人名义受让股份的人,适用前款的规定。”此外,韩国还规定了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对外承担连带缴纳股款的责任。但是对协议型隐名出资人的资格认定,并没有予以规定。在韩国学界,关于该问题,也存在实质说和形式说。形式说主张将名义出资人认定为公司的股东,这样有利于公司社团性的维护。实质说认为实际出资的隐名出资人为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承担公司的义务,而名义出资人不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所以不应被认定为公司的股东。目前,实质说占据主流位置。

    综上所述,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关于隐名出资人的资格认定,基本上都是不明确的。在实践中,不同的国家在处理相关纠纷时,采用的标准也不一致,但是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大多数的国家还是遵守形式说,即将名义出资人认定为公司的股东。

    3、我国关于隐名出资人资格认定的实践做法

     

    对于隐名出资人的相关问题,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给予了规定,但是,仔细分析法条,我们得出,在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上,法条之间存在矛盾。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规定,未经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实际出资人不能请求变更登记。该条表面是隐名出资人显名化的程序——半数以上其他股东的同意,其实暗含隐名出资人在显名化之前,根本不是公司的股东,而被登记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公示性文件上的显名股东才是公司的股东。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规定,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股权的,参照我国《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处理。我国善意取得制度成立的前提是无权处分,因此,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股权的行为为无权处分。这说明显名股东不是股权的所有者,即他不是公司的股东。由此看来,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都不是公司的股东,试问,在隐名出资关系中,谁才是公司的股东?

    再看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6条的规定,当存在出资瑕疵时,名义股东要对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试问,名义股东为何要承担该责任?只有一种解释,名义股东是公司的股东,因为,只有股东才负有出资的义务,才需要当出资不实时承担补充责任。因此,根据该条,名义股东又是公司的股东。

    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于隐名出资人资格的认定逻辑上存在混乱,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这也就造成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在审理时采用不同的标准,使得隐名出资人的身份摇摆不定。下面,我们不妨通过三个案例,了解一下实践中,法院的做法。

    案例1 赵甲与上海钟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纠纷案。[10]

    2001年赵甲与林某某合意成立公司经营软件业务,经双方协议由赵甲具体负责公司筹建事宜,2001年11月,赵甲成立上海市钟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林某某与赵乙(赵甲的母亲),分别持有公司60%和40%的股份,林某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过程中,所有的费用全由林某某和赵甲共同出资。公司成立后,林某某担任总经理,赵甲负责财务,除了雇佣个别人员从事辅助性的工作外,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由林某某和赵甲经办,赵甲和林某某除了参与公司内部的分红外,还独自或共同使用公司的资金购买房屋、轿车及国债,行使了作为股东的主要权利。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赵乙则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她本人也承认自己仅是公司的挂名股东,其名下的40%股权实属赵甲所有,后由于经营管理和股权确认纠纷,赵甲起诉钟林公司,要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身份,拥有该公司40%的股权,并要求进行变更登记。

    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赵甲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与林某某是明知的,而且作为名义出资人的赵乙也承认自己是代赵甲持有股份的,因此判决钟林公司40%的股权为赵甲所有,但由于其他股东不同意接纳赵甲为公司的股东,所以对于赵甲提出的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案例2、莫某某与湘潭某冷冻冷藏食品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11]

    2003年至2004年期间,原湘潭县食品有限公司进入改制和资产处置阶段,原告莫某某的母亲杨湘伟与彭某某、吴某某、肖某某等人于2004年1月筹措资金80万购买了湘潭县食品公司冷库。2004年,他们召开股东会议,决定成立湘潭某某冷冻冷藏品食品有限公司。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确认了五人的股东地位,同时确认各自的出资比例:彭某某60万,吴某某和肖某某各10万,黄某3万,刘艳2万。原告莫某某的母亲杨湘伟将莫某某出资的50万元股金(其中的3万系陶惠玲所出)以当时私交甚好的彭某某的名义出资,即彭某某实际出资10万,莫某某出资50万。之后,原告莫某某及家人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并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分红。2005年,刘艳将自己2万元的股本金转让给原告莫某某。2006年,原告与第三人彭某某签订一份协议,由彭某某将其名下的61.1%的股份明晰为莫某某所有。之后,他们又召开股东大会,再次确认莫某某为公司的大股东,并明确在公司85万元的总股本金中,彭某某10万,吴某某10万,肖某某10万,莫某某49万,陶慧玲3万,原告莫某某出具一份授权报告,将股本明晰为其母全权处理,彭某某、吴某某、肖某某及黄某亦签名确认。之后,由于拆迁问题发生争议,彭某某、吴某某、肖某某及黄某在莫某某未参加的情况下,召开股东会,确认按公司注册登记备案的股东作为公司的股东。原告莫某某认为该股东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遂起诉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其在冷藏公司49万元的股权。

    法院认为莫某某虽未进行登记,但是他向公司实际出资,并且还亲自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享受了股东的权利,履行了股东的义务,并且其他股东对莫某某的身份也是明知的,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对于莫某某的请求予以支持,判决莫某某为该公司的隐名股东,享有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

    案例3、娄某某与北京康百杰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12]

    北京康百杰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工商登记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温某某和宋某。其中温某某出资77万用于公司成立前的筹划,法定代表人为温某某。原告娄某某称,在公司成立阶段,他先后向温某某的账户汇款160万用于公司的成立事宜。在公司成立之后,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他又向温某某汇款1000多万。由于信任温某某,娄某某在公司成立之后,基本未过问过公司的事宜,也未明确自己的实际出资人身份,而是全权委托温某某来经营公司。之后,由于温某某的经营不善,致使公司陷入困境,为了使公司能够正常的运转,娄某某诉请法院明确他是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享有该公司40%的股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娄某某要取得股东身份,需满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就是向公司出资,形式要件即进行工商登记。本案中,娄某某不能证明其向温某某的汇款是用于设立康百杰公司,而且他也不能证明他和温某某之间存在隐名出资协议。虽然温某某向其出具了股权说明书,但是法院认为股权说明书与法律规定的出资证明书是存在差异的,并且出资证明书也不具有对外效力,它只是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明。因此,法院判决娄某某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享有康百杰公司40%的股权。

    上述三个案例,法院在审理时,采用的标准是不同的。在案例1赵甲案中,审理的法官之所以会判定赵甲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出资这一实质要件效力大于登记这一形式要件。但是此案不足的是,虽然判决赵甲是40%股权的所有权人,但是又不同意其进行变更登记,那么这40%的股权到底该由谁来行使,是赵甲,还是他的母亲,法院并没有给出答案。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因此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而案例2莫某某案,法官在审理时认为,莫某某虽然未进行登记,但是他向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其他股东明知且未提出异议,这些证据足以推翻登记这一形式要件的效力。

    案例3娄某某案,法官之所以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是因为他不符合股东资格取得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并且他也没有隐名出资协议来佐证,因此,不认可其股东资格。

    综上所述,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形式说,相反,更多的是考察隐名出资人是否实际出资。归纳起来,法院在审理时,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第一、隐名出资人是否实际出资;

    第二、隐名出资人是否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

    第三、其他股东是否知悉。

    上述三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隐名出资人是否与公司达成想要取得股东资格的“合意”,换句话说,隐名出资人是否有想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而公司是否有接纳其为公司成员的意思表示。前者主要通过实际出资、参与公司经营、承担公司亏损的责任等来体现;后者通过其他股东是否知悉,是否同意来体现。

    如前所述,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单纯实质说或形式说是不能作为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因此,借鉴国外的做法,并参照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做法,笔者提出“修正形式说”这一认定标准。“修正形式说”是指在认定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时,以形式要件为原则,实质要件为例外,当实质要件推翻形式要件时,结合司法程序,对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定。

    具体来说,当隐名出资人欠缺登记这一形式要件,但却具备实质要件时,我们就应当对实质要件及相关的条件进行分析,如果实质要件可以推翻形式要件,那么就对其资格进行认定。结合司法实践的经验,实质要件要想推翻形式要件,需要其他条件的辅佐:

    第一、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隐名出资协议;

    第二、其他股东知道隐名出资人,并不予拒绝;

    第三、隐名出资人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上述条件,隐名出资人至少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以推翻登记这一形式要件的效力,从而从幕后走到台前,实现自身的价值。

    “修正形式说”是不同于“区别说”、“形式说”、“实质说”的新的认定标准。首先,和“区别说”相比,“修正形式说”可以不分情况统一适用,我们不用再区分内部关系、外部关系,只需结合具体的案件,对隐名出资人的实质要件及其他辅助条件进行分析,在权衡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基础上,对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进行认定。其次,它又不同于“形式说”和“实质说”,这两种观点都是主张仅以出资或仅以登记来认定其资格,对其他情况不予考虑,而修正形式说则具有包容性,它综合了两者的优点,从整体上进行考量,同时它又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具有灵活性。

    [1]赵旭东.新公司法讲义[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2]刘瑞复:《中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3]刘瑞复:《中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4]孙朝静:“浅析隐名股东股东资格认定以及风险防范措施问题”,载《现代经济信息》2013年第1期,第196页。

    [5]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6]葛伟军:《英国2006年公司法》(2012年修订译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7]黄辉:《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87页。

    [8]卡耀武:《德国股份公司法》,贾红梅、郑冲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9]崔延花:《日本公司法典》,中国政法法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10]案件来源于万律网。案件的审理法院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902.

    [11]案件来源为万律网,案件审理法院为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2)潭中民三终字第111号。

    [12]案件来源于首都政法网。案件的审理法院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2)一中民终字第12053号,判决日期为201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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